近一段時間，水污染事件屢屢發生。
8月1日，吉林松花江支流／牛河發生化工污染事故；8月29日，重慶嘉陵江遭嚴重污染；9月8日，岳陽縣發生自來水水源受到砷化合物污染事件，飲用水源砷含量超標10倍，影響到10萬人的飲用水，導致當地不少餐飲店停業，數所中小學停課……
每每發生水污染事件，公眾必然會高度關注，并且會追問“為什么”。遺憾的是，無論有多少個“為什么”，無論有多么強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，無論有多少次隨之而生的強力“環保風暴”，水污染事件還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發生。誰阻擊環保“黑戶”？
社會的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生活的富足。但是隨著經濟的變化，環境污染的程度也令人觸目驚心：中國經濟每年增長7％～8％，而環境污染的成本占7％～5％。
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“2006年中國企業高峰會”上透露，自去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以來，中國共發生130多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，達到平均每兩至三天一起。
在這次岳陽水污染事件中，3家污染企業均未進行環評審批，也沒有任何污染治理設施，廢水未經任何處理，是典型的環保黑戶。那么，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環保黑戶呢？在近期公布的我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———“中國水污染地圖”中，列出了超過2500家的污染企業，盡管如此，這并非污染企業的總數，因為有 100個城市沒有向公眾提交任何有價值的水污染信息。
據透露，由于這些環保黑戶的存在，目前中國每年的廢污水排放總量已經達到了620億噸，相當于我們每個人每年排放40多噸的廢污水，而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泊。
中國水污染不斷加劇，固然和環保投入及執法力量不足有關，但是其直接原因，就是大量的高污染違法企業的開工生產。
環保界有一個理論———污染和環保的關系呈倒U字型結構，初期，經濟發展越快，污染就越嚴重。20多年前，造紙、印染、電鍍、電力、紡織、食品等產業迅速起飛，它們拉升了GDP，但制造污染的能力更驚人：它們讓河流迅速變成黑色，讓空氣變得污濁。雖說地方政府關閉了很多污染企業，但違法排污企業就像割韭菜一樣，不斷地死灰復燃。例如，河南省從1996年開始，累計關停重污企業4100多家，但竟然有近500家出現反彈。
“當環境撞到經濟這塊硬石頭時，容易受傷的總是環境。”中國科學院有關專家認為，只要“少數人受益、多數人受害、靠污染環境致富”的現象依然存在，阻擊環保黑戶的道路就會任重道遠。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在哪？
水污染事件等涉及公眾安全的事件頻頻出現，究其原因，還在于不少企業社會責任感差。（中國水網按：原因可能更在于我國的環保政策體系存在問題，在于政府的科學發展觀存在問題，不能將責任完全推給夾縫中的弱勢企業）
一些企業家單純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依法納稅，對員工負責，對產品負責，做到這些就可以了。更有不少企業家認為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健康、做長，環保不是企業的責任，那是政府的事情。今年7月，就有岳陽縣洞庭湖畔的村民投訴，村里的紙廠直接向洞庭湖排污導致湖里大量死魚，村里養牛場近一半的牛也離奇死亡。時隔兩個月，洞庭湖水體再次遭受化學污染，且污染源地都在岳陽縣，都是化工企業惹的禍。企業為什么要明知故犯？這次岳陽水污染的肇事企業、臨湘市正興化工有限公司一位負責人聲稱：“一套污水處理設備得好幾十萬元，我一年才賺幾個錢？”
據了解，化工廠傾卸一次有毒的污水，僅僅用于治理，國家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。例如吉林市在／牛河就需要建造數道攔河壩吸附污染物，沿江的城市都要為處于高度戒備狀態而付出代價，如果污染嚴重的話，還可能會形成國家間進行賠償的風險。這一切，比化工廠當初的廢水污水處理成本要高出不知多少倍！
污染事件發生后，一些企業真心誠意采取了補救措施，承擔了應負的責任。但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是，更多的企業把“功夫”花在了別處———動用一切手段千方百計展開危機公關，試圖“擺平”政府、媒體和消費者，為自己正名。
因此，如何以法制化的手段來界定企業的社會責任？如何讓企業做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“公民”？如何懲治那些喪失了社會責任感的企業……這些是改變和扭轉當前環境污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如何念好環保問責“緊箍咒”？
在此次岳陽水污染事件中，3家污染企業沒有任何污染治理設施，未經任何處理，就將超過國家標準1000多倍的高濃度含砷廢水直接排入新墻河。這些企業為什么敢冒法律之大不韙，繼續我行我素？其原因就是當地有關部門沒有“批示”“叫停”，故意縱容。
國家環保總局工作組調查發現，湖南省臨湘市委、市政府在2005年4月還公然下文對臨湘市浩源化工公司、桃林鉛鋅礦化工廠兩家非法企業進行“掛牌重點保護”；當地環保部門對這兩家企業未履行任何環評手續,對他們的長期違法排污行為，視而不見，放縱不管。無怪乎網上不少責問：化工廠公然排污，到底誰給的膽量？
一些地方和部門因為企業能夠帶來稅收和GDP，對違反國家產業政策的高污染企業睜一只眼、閉一只眼，少數地方甚至動用環保力量暗地里保護 “重污”企業等等。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們認為，“發展就要有污染，發展總是要有代價的”，于是盡管年年治污，卻從來沒有看到打向“污染保護者”的重拳。
目前，我國已經制定了9部環境保護法規、15部自然資源法規；批準和簽署了51項多邊國際環境條約、1600余件地方環境規章。但是，每年全國環境污染事故多達2萬件，而最近8年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僅為3起。不管多大的事故，往往最終一罰了之，鮮見有關官員被問責，相關責任人被處理。
有關專家指出：要想走出治污困局，僅靠不定期的“環保風暴”畢竟收效有限，必須痛下決心強化環境保護的執行力，不僅要對環境污染的制造者絕不手軟，更要給各級地方政府套上嚴格的環保問責“緊箍咒”。這樣才不會有更多的環保黑戶再肆無忌憚地瘋狂排污，才能解決水資源遭受的污染之痛！鄒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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